傳統新聞史研究，多著重新聞的內容分析，尤其側重特定報人與報刊的言論，據此從事文本意識型態的解讀。但對現代新聞所浮現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乃至由何種因素決定新聞的生產、流通乃至接收，並進而形塑、建構與正當化特定時期的新聞實踐與傳播體制的認識仍舊模糊。實際上，新聞不僅作為抽象的文本而存在，新聞更是物質性的社會建構，無論是印刷、電報、電話，攝影、傳真與網路通訊等技術的引入，都在不同的時間與層面上，引發新聞業在訊息採集、作業流程、價值判斷、職業實踐、專業倫理以及再現社會上的基進變革。這些再現技巧看似枝微末節，卻使新聞成為一種眾所知悉的文化類型，並形成世人對新聞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理解方式，不但藉此評價新聞實踐之良窳，更產生出規範性的倫理準則。為理解當前新聞事業與實踐的困境，實有必要回歸源頭考察現代新聞浮現的結構特質，並探究新聞的歷史與社會意義。

就東亞社會而言，作為新奇事物的報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的代價，而使報紙新聞成為主要的訊息傳播管道；另一方面，又以報紙行文明教化之實，而逐步演化出現代經濟倫理、政治意見、文化生產場域。文化上的知識人、政治上的知識份子、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人，在多重的物質生活與各式報刊的意義生產過程中，構造出多樣的現代性圖像。傳媒技術的發明：照相術、印刷機、留聲機、攝像機，不斷地重塑人的感官世界，也改變人們對於真實或現實世界的界定。新的媒介與技術如何改變社會生活與閱讀公眾的結構？不同的新聞、雜誌、畫報、差異化的生活風格又如何形塑人們的身份與品味？從文化政治的角度來看，不同表現形式的畫報、新聞報、小報、雜誌、文學、宣傳冊，是否也回應了深層的政治無意識或特定時代的感覺結構？作為跨學科的新聞史研究，應當立足於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傳統，回應更多文化史、心態史、私生活史的研究觀點。

目前台灣新聞傳播史料的蒐集已有初步成果，且有大學與研究機構持續進行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口述史計畫。為避免資源重複並彼此區隔，舍我紀念館在傳統報業史與從業者之口述史外，以特定的新聞報導類型為主題（如調查報導、國際新聞、財經新聞、運動新聞、影劇新聞等），擴大累積台灣新聞報業發展的相關認識，並重新疏理台灣新聞史研究的時代意義。並且透過世新大學多元的傳播系所特色，擴展研究團隊與研究課題，逐一深化各個次領域之歷史論述，漸次發展出台灣廣播史、廣告史、公關史等本土傳播史研究成果，乃至發展為課程教案。

以歷史的角度來看，民族國家與冷戰結構所造成的地緣政治侷限了學術研究的視角。但由於當代稠密的跨國流動，在區域與全球間、在文化、社會與媒體生產間，皆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與影響。近年來台灣學術界開始關注區域間的互動:如東亞之移民、移工、季風亞洲的貿易圈等，持續以人類學、社會學、海洋史等跨學科之方法進行探索。在深化本土的歷史經驗研究之外，舍我紀念館為擴大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視野，以文化生產為取徑，將報紙新聞作為具體對象，分析近現代以降，東亞社會間的文化流通過程及其影響。特別是追問與探究，華文報紙作為建構華人身分社群的文化產物，如何建構某種異質的、離散的媒體場域與社會空間；華文報紙又如何重構、反饋乃至改造原生文化的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