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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續書簡-給小妹妹露茜
作者:成幼殊 / 出處:倖存的一粟(續集) / 日期:2011-04-14

斷續書簡-給小妹妹露茜

(一)

飄風凍雨,隨後是絲絲寒意,一個冬季,又是一個春季。你辭別我們已經一年,今又逢春…

再度披上你送的大紅睡袍,為尚待暖和起來的夜增加一點暖意。 這是太陽的顏色,也映出你的笑容。

在追憶中,記得第一次見到你,是在香港九龍鑽石山上的一所住宅裡。那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你那時還是個小學生,圓圓的臉,短髮,瀏海兒覆額。我在南京上小學的時候,不也是這個樣子嗎?哦,這個似乎熟悉的小姑娘,就是我的小妹妹了。當時和你在一起的,還有你的小姐姐嘉玲,小哥哥思危。我在這裡當然見到了父親,並第一次見到了你們三兄妹的母親蕭宗讓女士,覺得嘉玲長得很像她,而你似乎更像父親。

時光跳到了三十年後的1979年,露茜,居然就在你位於洛衫磯的家裡,我們相聚為父親齊唱祝壽歌。在父親的五個子女中,雖然大姐之凡沒到,但也送來了鮮花。遺憾的是你我的兩位生母都沒能等到這一天。

你的手指在琴鍵上歡快地跳動,伴著歌聲,似乎暫時滌蕩了“生逢戰亂傷離散”的歷史之痛。那是父親一年前所做《八十自壽》裡痛楚的一句,而你,這時已是他在同一詩中“老盼菁英致太平”所企盼的一名翹翹者,更成了把我們這個離散的家拉扯到一起的第一功臣。這年,我剛被派到紐約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

(二)

露茜,你穿梭於中美之間,第一次破冰來到北京是在1972年。我和思危都不在北京。我得到單位的通知,從江西上高縣五七幹校自辦托兒所“老師”的崗位上趕回北京,思危是按通知從天津化工研究院的“牛棚”到京。我們是在何等的驚喜中相見,你雙手摟著思危的脖子跳了起來。我年近八十的母親楊致殊(璠)女士,欣慰而又感慨地見到了這一幕。她與父親因“性情不合”離異已經四十多年。

你第一次來到我家,那位於城東豫王墳的,有著一排排四層住宅的外交部宿舍院落。那年代,境外的人前來還不多,你的到來一般人也不知道。可是,今春,當思危的兒子成朋,也就是你的侄兒,翻開剛由嘉玲托人帶到北京的《燦爛時光:Lucie的人生探索》,一眼看到第51頁的一張照片時,不禁脫口而出:姑姑,這不是你們家嗎?

照片就攝於豫王墳宿舍樓前,其中有思危和你,還有成朋的妹妹成卓和我。成朋小時候也來過,住過。難以置信,三十九年之後,長得頗像思危的朋朋早已為人之父,照片仍然托著我們家的實情浮出了水面。

記憶往往會缺失,有時甚至不可靠。說實在的,我就不記得和你們有過這樣一張照片。我記憶中,倒有一張後來和你及思危父女同遊的照片,那是我們一起去宛平、盧溝橋,並去昌平,在通往十三陵的大道旁,背靠一座渾厚石雕大象拍下的。當時,是你從你那即曬相機上扯下,把一張照片給我,還讓我把另一張給大姐之凡。也已久未相見的她,收到後驚訝地說,還以為是什麼好萊塢的圖片哩。

(三)

脈動牽連,如地火運行,隱於突然後面。露茜,原來在你1972年來北京的四五年前,父親已經從媒體上得知魯直和我的下落。我家楊姓摯友際光後來從美國來信,向我描述父親曾這樣對他說:“你知道在印度被打傷的中國外交官是誰嗎?就是陳魯直呀。”際光告訴了我,在臺北的父親如何以自己的女婿因維護國旗流血而驕傲。那時際光在父親身邊。

現在,露茜,我可以依據你的回憶再添上一筆。我讀到,你在2008年3月28日接受溫洽溢教授的採訪時談道:“我告訴父親說我想去中國大陸的時候,父親就跟我講,你哥哥可能老早在“文革'中死掉了。你姐姐因為一直都是共產黨員,可能是在外交部。他說因為前幾年,中印邊界有糾紛的時候,印度人沖進中國大使館,當時法新社發了一張照片,有個女子站在大使館門口,說這是中國的領土。我父親說”那個就是你姐。”是的,畢生關注時事的父親早已望見了茫茫人海中的我,認出了自己的骨肉,即使我沒有被標出姓名。可是, 我對於海峽彼岸父親的欣喜和期待卻毫不知情。

這裡,我還可再略加交代:我確實曾背靠使館的鐵花大門,向圍堵的印方人員大聲說了父親告訴你的話。不過,這不是1967年6月16日魯直等被沖進使館的暴徒們打傷的同一天,而是之前數日。當時印方已要求驅逐、強押魯直,以報復中方驅逐印駐華使館外交官。

露茜,誰會想到你竟會踏著中印關係中這一不幸事件的痕跡而來呢?中國離散家庭何止萬千,你真是幸運地走在了前頭。可以理解,你當時不動聲色,和父親一樣。但你此番尋親並非毫無線索。如今,你已經可以毫無顧忌地說明,你取道香港時就向中國駐港機構講明我們這跨越中美和兩岸的家庭關係。到京後,順理成章,你從外交部找到了我和魯直。思危的下落,當然也被你查到。你的這位16歲就自港出走大陸的小哥哥-哥仔,離家時還沒有成年。父親最牽掛的是他,只憾你們三兄妹的生母已於1964年在對兒子的思念和擔憂中去世。

露茜,你打開了我們的家庭通道,使我能繼1979年之後,再次於1983年夏來到洛杉磯出席你和亞瑟的婚禮。這回是和魯直及小女兒香棣一起,他倆在紐約,一個任職於聯合國總部,另一個攻讀土木工程碩士。嘉玲等親人則和父親先我們從臺北前來,還有思危,他雖已人到中年,仍得你促進,刻苦攻讀經濟管理碩士學位,準備從化工轉行。真是空前的家庭大歡聚。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廣場上,按照亞瑟原籍猶太習俗舉行的婚儀,既隆重又有趣。特別感人的是父親的英語賀詞--他靠努力自學掌握了這門外語,早已是我的榜樣。

露茜,你的婚禮更為我提供了特別是與年邁的父親可貴的相處機會,我又得到了和父親在一起的家,雖然是你的家。我能在父親身旁,每天眼見他的起居。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早還沒起床,旁邊小桌就堆滿了當日的中英文報紙,大多已翻閱過。他常常還戴著耳機在聽新聞廣播,有時白天也會略加議論。他在洛杉磯分兩次共拔除了六顆壞牙,我都在旁守著,又不敢流露心中的緊張。他喜歡散步,也願遊覽。我們開車同去加州海岸,欣賞沿岸那些被海風長年吹成姿態傾斜甚至傾伏的大樹,以及散落在離岸稍遠處的林間小樓。父親告訴我屬於張大千的那座。此行是嘉玲領隊,她一家大小同遊。而你太忙。雖然不多的日子裡,魯直和我得以與父親隨意交談,沒有長篇大論。最難忘的是,父親不止一次地說過,統一是大勢所趨,還說,要回大陸看看,並為母親掃墓。

(四)

來到中國大陸,你已是一位成熟的學者。或許,你這次來京,並作為一批在美早期保釣運動成員之一,受到周恩來總理1972年8月的接見,是又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此後,你多次回來。雖然我瞭解有限,卻也知道你非常勤奮忙碌,工作富有開創性。僅說你深入廣東臺山、開平等地僑鄉的實地探訪,收集1950年以前赴美華僑、僑眷資料一項,就獲得獨特成果。這是你身懷學府積澱,不無得意地成為當地“農婦”四個月的豐收。我聯想到,你幼年在香港就熟悉的廣東話,對於你和廣州中山大學的這項深入草根的合作,有著別人不易感受的親切和便利。這可不也是我們曾在香港、廣東生活和工作的一種愉悅?

回想1939年你在香港出生的時候,大姐和我,跟著我倆的母親也在香港。約在1940年春夏之交,父親曾帶著5歲的思危來到我和母親及姐姐在九龍的住所。我們卓有興趣的圍觀了這個長得很像父親的活潑又不失穩當的小男孩。後來,思危回到自己的家,他母親問他見到誰啦。他回答,見到三個女人。這樣一句經由父親轉述的樸實童語,概括了那初次的聯繫。當時,你還只有1歲,我已經16歲。

同年,認為日美必戰的父親,讓病弱的母親、大姐之凡和我乘海輪去上海租界避戰,而你們和父親都與《香港立報》一起留在香港。一年多以後,即1941年12月,日本果然偷襲了珍珠港,為關於日本終將北進還是南進的戰略形勢的熱烈爭議做了結論。我們母女受惠於父親的正確判斷,但你們母子四人卻不得不混在難民中逃離迅遭日本佔領的香港,輾轉去與正好在桂林開會的父親會合。你們再到香港,已是1948年,直到1952年冬舉家離港遷往臺灣。父親不願去外國當清閒“寓公”(流亡的官宦紳士)。

哦,真像和你說話一樣,從你熟悉廣東話,扯到了更早的香港往事。現在,且回到你在大陸幹過的另一件事。那就是,你早在1980年所開創的,設立英語培訓中心的工作。本著“授人以漁”的精神,你不贊成把一批批另有專業的學員送去美國提高英語,而是建議中美合作在中國建立培訓中心,一批批進行培訓。你代表美方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TESL(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課程)項目,先後和中國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國務院的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商談。當時社科院出面和你討論的副院長趙複三,是我和魯直同時期的約大同學,他曾在日本投降前後幾年,擔任全校性學生組織大學基徒團契(UCF) 的主席。他對你這英語培訓辦法很是積極。

露茜,你會高興的,原來,參與“經濟英語培訓中心”初創工作的常力女士,是我小女兒香棣大學同學常進的姐姐。常力當年是上述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的一位青年幹部。她所在這一機構的負責人,正是和你商談的汪道涵。常力清楚記得,承擔教材和教學之責的美方,運送來大批有針對性的原版課本和各種視聽、攝放等設備,更先後從美國派來各重要學科的專家、教授,到中心講課。中心則選送經培訓的優秀教師,赴美學習後,再回中國如法組織,培訓新人。常力隨之也被選拔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英語碩士學位,並曾為雙方的合作,來往於中美之間。她畢生致力於經貿英文人才培養,後擔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文學院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還曾出任過中國駐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使館商務參贊。她難忘你為中國培養人才的精神和業績,還在洛杉磯見過在那裡進修的思危。

我還想起,我同事殷士長的女兒粟丹採訪了你,寫得一篇通訊,刊登在她供職的《中國文化報》 上。記得題目是《留根本的東西在中國》。我覺得,文中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那稱之為雞生蛋、蛋又孵化成雞、雞再下蛋的思想,使得你的規劃切合實際。你居然還曾用“毛主席說要自力更生”“這樣的話,來激勵你的中方合作者,要既好又快地使得英語不再是個障礙,讓很多中國學者可以用英語發表論文,參加國際性的學術討論,這正是中國走向世界所需要的。

(五)

同時,你的來訪,溝通中美,也溝通海峽兩岸,打開我們去臺灣的通道,雖然遲了許多年。1992年12月,我陪同魯直去到臺北出席第十二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得以在會上再次和與會的嘉玲和你相見。魯直是以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常務副會長的身份應邀。會議主持人是臺灣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會長辜濂松。我和魯直終於能借此機會為父親掃墓。身處臺北深坑(今屬新北市)肅穆的陵園,背後蘆花瑟瑟,我在碑前默悼:爸爸,原諒我,我來遲了。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最為切近和酸楚的是難忘父親1987年給我們的手書,他那時還說自己“工作如常,··改院及新報出版,大約不久均可實現”,緊接著說“切望不久能和你們相見,並深信有生之日,必能在西山拜謁你母親的遺廬”。言猶在耳,此刻,卻是我淚灑于父親的遺廬之前。父親要來北京到西山掃墓的心願,是他在洛杉磯就對我說過的,這回更鄭重地寫下。我當時真也抱有陪同父親祭掃的信心,但他畢竟已很高齡,終難抵擋衰老和疾病,而於1991年4月1日辭世。“露茜,得到你所告這一噩耗,痛失慈父兼嚴父的我連夜趕寫悼文。哪裡會想到,比你大了十幾歲的我,還會在有生之年來寫今天這樣的一封信,給你,總是朝氣勃勃的你。

以此為始,在我又得以三度重訪臺灣時,都去祭掃父親陵墓。也曾由香棣從紐約來台陪我,和嘉玲的兒子周成虎等,同去為你早逝的母親掃墓。我一直記得,她曾在1949年5月,去九龍東華醫院看望我。在那裡,香棣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第一個孩子-大女兒朋山出世。你母親還給我帶來了一盒巧克力糖。

在臺北,我多次到世界新聞學院,就是前述父親信中所說的“改院”成果,也就是其後再次擴展升級的世新大學。院中的舍我樓,總是最令人心魂縈繞之處。在樓中父親的紀念室,置放著他一生留下的各種物品和圖文。在父親早期的信件中,有他給大姐和我的幾件。那是三十和四十年代,用毛筆寫在豎行毛邊紙上的親切家書,喚我倆大毛、小毛,後來喚名字,充溢著為父的愛和期許。

露茜,記得你為了收集史料,曾問過我,是否知道一些我母親早年協助父親在北京辦報,管理報社行政的情況,我完全答不上來。可不,我隨家北上去南京時只有三歲,而且此後母親也沒有跟我談過這類事情。她大概是不想提,而我也不關心,以至無法追尋。在我記憶中,她愛說起的好像只有以下這兩件事:一是,大姐幼小時體弱,有時夜間啼哭,我母親只好抱她去報社印刷車間,在運作的機器之間走動。那印刷機的聲響,能讓她安靜。這使我聯想,莫不是那平穩的節奏,成為音樂對她最早的啟迪?我由你帶領我在舍我樓參觀。那已經一代又一代更新了的印刷機和已普遍採用的雷射排版設備,早已取代了父親早年辦報時所使用的平板印刷機。二是,父親自感字寫得不好,常要我母親代為謄寫信件文書。而事隔近二十年後,抗日戰爭勝利,父親自重慶歸來,收回他在上海被日偽強占的《立報》。他自己用毛筆大字豎寫了報名,貼在報社玻璃大門上。母親見到曾對我說,你爸真是努力,他現在字寫得這麼好了。

說到《臺灣立報》,我想,它應該成為父親命名為《立報》的第三個日報寵兒。繼1935年父親在上海辦的《立報》,1938年在香港辦的《香港立報》之後,《臺灣立報》終得於1988年面世,這也就是父親在前面信中所說的“新報”。這時臺灣報禁才開,父親懷著必勝的信念,已經等待了三十多年,直到他91歲。

父親在信中以“新報”二字代替名稱,對學校也只說“改院”而不提校名,只因為這信是在父親給我的信件中,唯一從臺灣郵寄至美,再由你轉交的。其他莫不直接由親人-基本上都是交你轉付。那獨特的信上甚至沒有寫我的名字,而是以“賢伉儷”來呼喚我和魯直。而且,信是寫在一張常規賀年片上,可以混同一般信件。我能理解,父親是不想在無意中觸動當局敏感的神經,無論對身在大陸的女兒寫點什麼。

你我都知道,父親對子女的“三不干涉”原則:其中包括政治傾向。這個“不”字,體現了他對子女獨立人格的尊重和一種民主、平等的精神。父親當然瞭解我的政治態度,雖然我遵守地下工作的紀律,不會表白自己的政黨身份,他也不在意去問。同時,在我這一方面,對於無黨派人士的父親,當然爭取他對一些進步活動的支持,這也是他自己的意願。我並不指望他對一些進步活動的支持,這也是他自己的意願。我並不指望他會放棄特立獨行,留在大陸,更不會、也沒有“任務”如有的人所揣測的勸他留下來。他去臺灣,辦報不准,就艱苦辦學,做到桃李滿天下,最後隨著形勢變化,熬到報紙也得以辦成。所幸天假以年,父親能夠知道周總理對他引以為友的評定,由你這個小女兒直接聽到,親口轉達。

當我如今讀到你在溫洽溢的訪談中介紹,在你1979年突破重重困難,第一次從美國回到臺灣時,當年任臺灣大學校長的閻振興,托你尋找家人。你以後真的在大陸找到他弟弟,還設法讓他倆在香港見面。後來,他終於跟你講,政府曾有人打電話給他,要他跟你講話小心一點,“因為成教授是“共匪””。此後,你雖然能常回臺灣,可是仍受監控,甚至每次你離開臺灣後,情治(情報)單位的人就會去找父親瞭解情況。我讀到“我父親說,我這個女兒小學的時候就翹家、逃走,她從來就是她幹她的,她不告訴我,我也不過問,就這樣”。父親倔強而鎮定的樣子就在眼前。他當然有足夠的經驗和智慧,避免因給我這另一個女兒的信而增添騷擾。

(六)

露茜,當你約我為《臺灣立報》寫稿,我當然樂意。記得我給你發過短文。其中有關於北京深秋的,談到那綴滿枝頭的大紅柿子,憶及我母親曾告,早年與女師大同學在宿舍圍著小火爐,冬夜吃凍柿子的事。再寫過,二十多年前北京街道上興起的“小面的”潮,那些黃亮的小麵包計程車,很快就取代了拉人、拉物、常常是裏著厚被躺著病人的腳踏平板車,成為改革開放初期首都的新景象之一。想來,我居然也寫過頗長的稿子給你,那是關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出口綿羊去中東的一篇特寫。我隨大女兒朋山去到秦皇島港口,親見排排羊圈中白花花的肥羊如何安然棲息,最後由一隻帶頭羊領著,有序地步出棚圈,登海輪,駛往異國祭壇。船長是一位印度大吉嶺人,談起他的家鄉,好像遇到故知。承蒙《立報》讓這個故事連同圖片占了一個整版。告訴你,露茜,就在今年二月,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建內蒙古委員會主委郝益東從呼和浩特來北京,見到我時竟提起了這件往事。他當時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分管畜牧業的副盟長。他先後在錫林郭勒盟和呼和浩特市與朋山共事,竟又有緣在民建與思危相處,於是把我也捎上了他們的時光列車,心裡揣著《立報》。

記憶的河又流淌到新千年,嘉玲和你接辦臺灣《傳記文學》之後,我自知是無力為之提供大塊文章的,卻仍然得到你的青睞。在我送你一本以詩為主的《倖存的一粟》後,你讓我自選10首詩刊於2005年6月的《傳記文學》,還在《編輯室手記》裡寫了一段話。你說:“好像中國的女性知識份子,鬥志特別頑強,即便環境多壞,也沒有放棄她們的理想。《倖存的一粟》作者成幼殊,我同父異母的二姐,可以說是其中之一。”你又說:“每一首詩都真誠得令人動容。詩,真的也是一種傳記寫作。”你真是獨出心裁,不拘一格,在用稿上也願有突破。手記中所提到的“鬥志”,讓我感到確是出於獲獎女鬥士之口。你真誠的欣賞令我動容,特別因為你從來沒有向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想,你跟父親一樣,不喜歡也不習慣誇獎人。這又讓我想到,你對待那自幼就常跟著你的周成蔭-嘉玲的女兒,也像父親對對你那樣,用“冷水”把她澆大,終能促使她成為優秀學者。

在《傳記文學》卓有分量的文章中,有來自大陸的關於革命家學者陳翰笙的專輯,那是在我告訴你陳翰老逝世的訊息後,你當即要求提供的。所刊三篇文章,分別是陳翰老親屬的終生追記,老經濟學家于光遠對追思會的記述,以及陳魯直的專論。于老文中特別談到,陳翰老在九十歲時寫的一本《四個時代的我》,被周谷城譽為“傳記文學中的一個很好的文學書”。于老說,把追思會的情況向《傳記文學》做個報導,是受其啟發而為,他強調對陳翰老思想的傳承。陳翰老的四位姨侄女追憶自幼與姨父相處的深切感受。魯直著重論述陳翰老對東南亞研究和國際情報工作的貢獻。你在《編輯室手記》裡說明了你的意願:“讓《傳記文學》讀者有一個認識、紀念這位元學者和革命家的機會”。這一專輯呈現在2004年的臺北,紀念陳翰老以108歲辭世,透露出怎樣的歷史眼光和無拘束的學術清風。

我想到對你的一種評價:跨國界的人。當然,也是跨兩岸的人,在這一個“跨”字中,有許多的促進。你所主張的環太平洋研究也體現“跨”的要求。當地球越來越“小”,人群越來越禍福與共,露茜,我的小妹妹,我相信,你的思想和畢生不懈的實踐,將會更顯其生命力。

為紀念露茜辭世一周年,思緒忽湧忽隱,忽清忽混,斷續寫來,由冬到春,終成篇於2011年4月14日淩晨。

北京 芳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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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紀念露茜的這些文字,使我不由想起1998年寫的《懷父親》(編入《報海生涯》一書)的一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