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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史上一位獨立的記者
作者:程滄波 / 出處:滄波文存,p.166-173 / 日期:1983-03-15

中國自由史上一位獨立的記者 /《滄波文存》程滄波著

舍我先生今年六十歲了,照現代醫學上的看法,人生六十歲,正是精神、健康和事業「如日方中」。所以今天我寫這篇短文,一方面是懷想過去,同時也是瞻望未來。舍我先生六十之年,他過去四十餘年在新聞界的奮鬥歷史,它的光榮是不僅屬於新聞界的。他四十餘年的努力奮鬥,是中國自由的一章。他在新聞界四十年的奮鬥,影響及效果,不止限於新聞界一個圈子中間,其直接間接的影響,在於整個中國。所以,舍我先生是近代中國新聞史上一位偉大的鬥士,同時也是中國自由史上一位勇敢而獨立的鬥士。他為了新聞自由而奮鬥,也就是為了人類自由而奮鬥。他的奮鬥,不僅是消極的排除對於自由的障礙;同時還在積極建設了適宜於自由的氣氛與環境。在自由的鬥爭中,能不顧一切利害去排除對自由的障礙,已經需要大仁大勇。在此種消極的鬥爭以外,再能積極創造對於自由環境的建設,在大仁大勇以外,更需大智慧。舍我先生今天值得自由世界的崇敬,就在他為自由的奮鬥中,無論在消極或積極方面,都有偉大的表現。

英儒阿克敦爵士(LordActon)常講:「權力最易傾向腐敗,絕對的權力,易於流入絕對的腐敗。」美儒亞當亨利(Henry Adams)說:「權力是毒。」瑞士哲學家勃克哈德(Jabob Burckhardt)說:「權力本身是邪惡,不管什麼人運用它。權力本身是不愉快的,而且注定要使人不愉快。」這三位大思想家的名言,論世論政的人常常引用著。照我的歷史研究,有權者不僅易於流入腐敗,有權力者也忌嫉本身權力以外之任何其他權力。所以有權者不管它自身的來源如何,性質如何,一朝權在手,便不願再見其他足與抗衡之權力發生。為了維護自身權力之發揚,乃不惜抑遏甚至摧殘其他權力之滋長。譬如舉新聞紙的歷史來講,就英國的事例言之,在十六、十七世紀時,阻遏甚至摧殘英國新聞自由的,不僅是王室,當時英國的巴立門,也曾通過了種種法律限制英國報紙之發展。譬如國會中辯論的記載,當時英國國會曾經多次通過法律,不許報紙登載。關於廣告課稅,英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予廢止,所以英國的報紙乃至歐洲當時國家的報紙,它們為了新聞自由,不僅要與王室鬥爭,還需與民意機關鬥爭。民意機關與輿論機關,雖其源流同為人民,然而因為民意機關已經是確立的權力。民意機關想濫用其權力以保持其權力,乃至不惜對新聞自由予以壓迫。這一個事實,在現今雖已完全改觀。但其跡象,有時還隱約可見。所以一個偉大的自由鬥士,其遭遇的敵人是多方面的。一位成功的獨立的記者,要有勇氣,有智慧,與妨礙自由的各種敵人去奮鬥。

綜合舍我先生的生平,在他四十餘年奮鬥史中,最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是他獨立精神。四十六年的長期奮鬥中,他所遭遇的敵人,雖然有各種的各式的不同;他所創立的報紙,雖然有晚報、日報、畫報乃至週刊;他奮鬥努力的地方,雖然偏及中國的南北東西,乃至海外;然而他最偉大的特點是他獨立的精神。獨立與公平,是一個好記者的必要條件。有了這兩個條件,然後一個記者的觀察與言論,可以引起多數人的信服,在社會方面發揮廣大的效力。公平的報導與言論,能替國家社會造成優良的氣氛與健全的環境,消極方面,各種政治與社會的罪惡,可賴公平的報導與言論為之滌除。積極方面,各種改良與設施,可依公平的報導與言論而為導引以迄於完成。人類的災禍,都是造端於不公不平。政治與社會的公平,其實現有賴於制度,而尤在透過不斷的公正言論,使各種制度日新月新。但是如何培成公平,其關鍵在於獨立。惟有獨立的襟懷,獨立的人格,然後能達成情感理智乃至觀察與言論的公平。歐洲近代文明的進化,由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乃至民主政治,其精神上最重要的依傍,便在個人的獨立精神。有了獨立的精神,然後得以打破教條,排除巫咒,而漸能由此草荊棘中入於理性的黎明。近代的新聞紙,與所謂新聞自由,便是替人類驅除精神桎梏與智慧枷鎖的一種制度與氣氛。所以,近代成功的記者,其對人類的豐功偉烈,有時是超過政治家以上,而是與宗教思想家佔著同等地位的。佔著這樣重要地位的人,其精神上最主要之條件,是獨立。由這個精神源泉而奮鬥出來的記者,必然是一位偉大的記者。

舍我先生今年才六十歲,我在上文一再提到他在新聞界奮鬥四十餘年的歷史,這是今天想研究舍我先生的人們開始必將懷疑的,我想簡單敘述他的一點歷史。舍我先生是湖南省湘鄉縣人。因他的尊人在安徽遊宦,他在幼年就離開湖南到安徽。所以他至今講話很少湘音,反而帶著相當重的安徽口音。辛亥革命時,他只有十四歲,參加了當時安徽省的革命青年軍,這支青年軍的領導人是韓衍先生。民國元年,青年軍解散,舍我先生開始在安慶的民碞報及長江報寫稿,有時採訪新聞。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參加了柏文蔚領導下的秘密組織,在安徽擔任反袁工作。民國四年,他一個人跑到奉天(瀋陽),在健報做編輯。當時和他同事的人,今天在臺灣的王新命先生是其中一位。不久,他到安慶,和幾位青年想籌辦一家報紙,當時正是袁世凱籌備帝制鬧得熱轟轟的時候,安徽督軍倪嗣冲便將他拘捕,幾以「亂黨」鎗斃。幸有人營救,才免於難。出獄以後,他潛往上海。民國四年到民國六年,他在上海民國日報主編副刊,中間為柳亞子驅逐朱鴛雛出南社的廣告事件,曾經和總編輯葉楚傖先生發生衝突,他捲著舖蓋,離開報館。民國七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他便到了北京。從民國七年到民國十四年,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學讀書,一方面先後兼為北京益世報任總編輯、主筆、採訪主任。他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有一個時期專在益世報任事。世界晚報是舍我先生第一次自己籌辦的報紙,那是民國十三的事。翌年創辦世界日報。從「五四」時代到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在北方為了自由的奮鬥,曾經坐過多次監獄,好幾次幾乎槍斃。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舍我先生大概在五月初便在南京發刊民生報。當時我亦在南京,大家所爭閱的日報,一為革命軍日報,另一即為民生報。前一個報紙是總政治部辦的,主持人為龔德柏先生。民生報完全是民間報紙,由民十六到民國二十三年在首都是惟一的民間獨立的日報,最後卒遭汪精衛的非法封閉,舍我先生也在南京衛戍總司令部禁閉了四十天。上海立報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開辦的,這張報紙,在中國報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今天不擬在此贅述。可是我必須追述當年他從南京衛戍司令部被釋外出,南京地方是不許他辦報的。立報的創辦,一方面是他對小型報在大城市生存發達一個理想的實現,同時也為辦小型報可避免人家的注意。那知道這一個小型報在上海,竟在數年中打破報紙的發行紀錄。中日戰爭爆發後上海立報隨著國軍的撤退,另在香港繼續出版。直到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而停刊。重慶世界日報籌備開始在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五月正式發刊。因為當時後方人力物力及設備的艱難,據舍我先生平時所追憶,他一生辦報費力最多,莫如重慶世界日報。當時我也在重慶世界日報擔任總主筆的名義,曾親見他赤足打水(因為出版不久重慶下水道在經過報館的一段,突然阻塞。全館被溝水泛濫深達一公尺餘,經過兩月,始由市政府疏濬完工。),更親見他到排字房,到打包間,更見他親手校對,他既無一不能,亦無一不親自動手參加。經過這一段簡單的記述,我們知道舍我先生從十五歲起,便從事報館工作,在此四十五年的歲月中,他在報館工作,從校對到總編輯、總主筆,從發行廣告到總經理、社長,幾乎無一部門的工作沒有參加過,而且每一部門都是精熟。他在報館內部的工作既如上述,他親手創辦的報紙,我們記得清的,便是上面所說的六種日晚報。其次他在北平創辦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在桂林繼續開辦,去年他在臺北,再度創辦世界新聞學校,並準備籌辦新聞學院。

我在本文的開始,便強調舍我先生四十餘年在新聞界奮鬥的歷史,他特殊的風格在於他獨立的精神。他這個獨立的精神,充分表現於他的言論行動及事業方面。民國十三年的世界晚報,是他第一次創辦的報紙。據說他開辦那個報紙的資本,是大洋二百元,而這二百元大洋,是他在益世報最後幾個月工作的積蓄。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他在北京,赤手空拳,辦了兩個新報,沒有拿著任何方面一文津貼,更沒有假借報紙與當時的軍政任何方面發生關係。他的聯繫對象,是多數的人民與青年。他憑著這一點獨立精神,為著自由,與當時的軍閥官僚,作殊死的鬥爭,結果坐了多次的牢,幾次險些遭了槍斃。國民革命軍北伐,舍我先生因為參加地下革命的組織活動,曾經短期擔任順直特別委員會秘書長。平津收復,任北平大學秘書長。他與革命的淵源,歷史甚深,更對革命的宣傳著實出過死力,如果他想作政治活動,他的政治資本,正是十分殷實。但是他除了在短時期擔任過上述兩個職務以外,他始終不曾向政府爭取一官半職。他在南京辦民生報,沒有受過政府一個錢津貼,他的報館房屋與自己住宅,聯在一起。簡陋侷促,刻苦艱難,今天在臺的朋友,還有人可以回想而證明。他既不願做官,也不願假借報館的地位,替自己順帶圖謀任何名利。不但不去稍謀名利,而且終致報館被封,自己坐牢。記得南京民生報被封,舍我先生在首都衛戍司令部禁錮四十天出獄。唐有壬曾與晤談,勸他與汪精衛釋嫌修好,間接暗示如肯與汪妥協,不但可辦報,還可做官,名利兼收。當時舍我先生一口拒絕。唐有壬繼曉以利害,說一個新聞記者要想和一個行政院院長去碰,實在是碰不過的。舍我先生當時的答覆是:「我與汪精衛碰,最後勝利是屬於我的。」唐為之諤然不解。舍我先生對他說最後勝利的理由:第一汪的年齡比他大;第二汪不能一輩子做院長,而他能一輩子做新聞記者;第三做記者可以抱定主張,始終不變;搞政治則誘惑太多,不容易永保令名。民國三十七年底,北平再度淪陷,三十八年春共匪宣佈沒收北平世界日報;舍我先生在上海各報發表長文,對毛匪澤東正面駁斥他沒收報館的理由。這一篇文章,當時全國為之震駭。舍我先生一生奮鬥的記錄,今天不容詳細引舉,但就這兩件事說來,他的勇敢,他的正氣,在近代中國新聞界中是空前的。有一位老友曾對我說,舍我先生但憑一篇文章,便可名垂千古,何況他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的文章,何止一篇?而每一篇警世不朽的文章,都是表現了他獨立特行的人格,大仁大勇大智的風範。近年我嘗有意輯述中國近代記者的傳略。我所親自交往的記者,像舍我先生的風格,實在是不易多見的。而舍我先生風格中最獨特之一點,便是他那獨立的精神,他那獨立的精神是近代中國記者中少有人可以比擬的。

中國近五十年的新聞記者,人才輩出。如果今日修訂國史,在儒林,文苑,藝文,獨行等傳誌以外,應該加增「記者志或傳」一門。五十年來的記者,始終維持報紙記者的立場,而且終身從事新聞事業的,我常常想起三位人物,第一位是陳景韓先生,第二位是張季鸞先生,第三位就是成舍我先生。這三位先生將來各有千秋,今日是可斷定的。說到陳景韓先生,今天新聞界中不但和他接觸的人不多,怕知道或認識他的人更少。陳先生前後做了三十年的記者,他不愧是一位獨立的記者。可是,他的獨立,還多少是限於消極的。他的獨立,多年中是偏於「有所不為」。像我一輩的人,大概可以記著三十年前申報上署名一個「冷」字的社評。在當時,在今天終覺得他過於「冷」一點。有一次景韓先生對我講一段故事,那是前清末年在時報時代的事。他說那時他在時報做總編輯兼寫社論,社論的文章是極具鋒芒的,有一次時報主人狄楚青先生給他看一封信,責備他寫的文章,竟像革命黨寫的。後來看了信末署名是康有為。狄楚青是康的門生,他把康有為的信給陳先生看,意思是嫌他寫的社論過於激烈。從這一個故事看,可見陳先生在初年寫文章是不「冷」的。抗戰中間,陳先生始終沒有離開上海,勝利後我一到上海去看他,問他何以自全。他說「我從來少出去,既出去也沒有人認識我。」我當時默念,做新聞記者,做到沒有人認識是太難了。景韓先生的行己立身是極嚴正,認識事理更絕對清楚,他的立場堅定明朗,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那種風格,是無法效法的。其次講到張季鸞先生,他的智慧,他的熱誠,真是令人敬佩。大公報與張季鸞先生,是近代中國報紙與報人中最幸運的。它們是「九一八」以後時代的寵兒。季鸞先生少年孤露,中年坎坷,晚年真是交大運。他晚運好死運更好。個人與事業,其成敗得失,努力一半,命運還佔一半。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季鸞先生當過隴海鐵路會辦。民國十七年北伐軍渡河北上,蔣總統與馮玉祥在鄭縣會面,隨著馮玉祥到鄭縣的是季鸞先生。據說這是季鸞先生與蔣總統第一次正式見面。從清末到「九一八」,季鸞先生真是經過了「戰國縱橫」的時期。民國十五年後,他與胡、吳兩位先生專心辦大公報,這是一個文人理想的歸宿。我與季鸞先生,曾經有過長時期的接觸。抗戰時期在重慶,我們還在一所房子同住過一個時期,有一天于先生和季鸞先生和我同在庭院散步,季鸞先生忽而喟然說:「我們三個人,代表了三個時代的中國記者,可稱是三代的記者。」三個時代的記者,陳現了三個不同的時代,三個時代記者不同的命運!我對季鸞先生,具有公私無限之愛慕與敬仰,但我也始終覺得季鸞先生帶著濃厚的縱橫家氣味,這是時代環境所造成。關於獨立精神這一點,在陳、張、成三位先生中我覺得舍我先生是超過他們之上,舍我先生半生在縱橫的時代中,但他沒有半點縱橫之氣,也不帶半點縱橫家的手法。舍我先生辦報的地點,多半不在租界,而是專擇首都去辦報,這一股衝鋒陷陣的獨立精神,知人論世者是不可不體會而認識清楚的。他真是近代中國記者的「雲中一鶴」。他是正規民主國家一個獨立的記者。他的命運是與國運聯在一起的,舍我先生的交運恐怕不是受著任何人的寵眷,而是全國的民意崇奉他。

十八世紀英國有一位印刷商兼辦報刊的人名叫阿爾蒙約翰(John Almon)有幾句沉痛的話:「生了兒子,與其使他做印刷生意或辦刊物,不如使他學習修補鐵鍋的匠人。因為鐵的法則是可以懂得,而誹謗的法律是不成文的,不確定的,也是沒有解釋的。有時候國王或王后愛怎麼辦,有時候大臣愛怎麼辦,有時候檢察長愛怎麼辦,便怎麼辦。」讀了這幾句話,再看今天英國的新聞事業,知道人家新聞事業的發達,與新聞自由的樹立,原不是容易的。英國在十八世紀,辦印刷事業或辦報,使當時從業人員如此頭痛,可知新聞事業在外國,即在英國,當初也被有權者所竭力壓迫而摧殘的。英美兩國的新聞事業,所以獲得今天的成就,中間正賴無數志士仁人無量的奮鬥與犧牲,也經過多少從事新聞事業者之積極創造與建設。中國新聞事業,歷史還不及百年,這一百年來中國經過長期的混亂,新聞記者的命運是可以預定的。所以在此百年混亂中,中國新聞記者命運上的困頓潦倒是常道,飛黃騰達是例外。在世界新聞史上,飛黃騰達的新聞記者畢竟是無可欣羨稱道的。受著權力當局特達之知的新聞記者,在新聞史上也並不是一種佳話。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條件既如上面所說,是獨立的精神,而一個獨立記者的重要修養,是為多數大培養權力,而自己本身決不攘奪此種屬於公之權力。更不矜誇本不屬於自己之權力。倫敦泰晤士報從華爾陀第二接辦以後,編輯新聞上重要信條之一,為辦報人絕不利用報紙作本人或團體之宣傳,此與中國舊時史家的傳統信條相髣髴。紀事論事,雖父子骨肉,必用第三者立場。褒貶抑揚,純采客觀與獨立的態度。拜恩斯(Thomas Barnes)是英國十九世紀一位大報人,在泰晤士報擔任主筆達二十五年之久,拜恩斯死後(一八四一年五月八日),泰晤士報新聞欄中並沒有一字的記載。而僅在新生,結婚,死亡,報告欄中有兩行半的普通記載。英國泰晤士報這一優良傳統,一直保存到現在。如果我們一回想我們國內的報紙,對於本身的宣傳,是何等努力,真是報界所應惕勵改革。因此我再想到舍我先生,在他四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在他自己三十餘年經手所辦各報中,從來沒有看見他為自身作任何宣傳,這是現代記者極重要的修養。今天應當為全國報業鄭重提出檢討的。

最後,我想再談一點舍我先生的個人修養,做本文的結束。一般人對舍我先生的評價,說他是一位堅苦卓絕的事業家,他創造事業與維持事業的能力,這是新聞界所公認的,中國五十年來新聞事業中儘多傑出的人才,但像舍我先生那樣的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實在是少見的。在營業方面,他從材料成本發行廣告等無一件不精通。在技術方面,他對印刷排字都時時研究且有新的發明。在編輯方面從校對採訪編排乃至寫專文評論,亦無一不能,無一不好。他真是一位新聞事業的全才。我嘗說:舍我先生的學問文章,每被他的事業所掩蓋,他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的,所以他的國文根底十分深厚。二十餘年前我們同去歐洲,那時候他的外國文不能說好,然而經過二十餘年不斷的努力,他對英文閱讀與聽的能力,已十分完備。他看時代週刊,七八年來每期自編索引。讀中國書更做扎記,資治通鑑是他熟讀的書,他早年喜治詞曲,至今還喜唱崑曲,這一點與張季鸞先生相像。到臺灣後,他對書法忽感興趣,兩年臨池,他的書法亦改觀了。舍我先生對治學的自強不息,真使人歎服。他於外國文字,英文以外,尚懂日文,他寫的文章,不但犀利而且浩涵。他生平有多篇文章,必為將來歷史上的重要文獻,尤為新聞學史上的寶貴史料。他的文名,被他的事業所掩蓋。其實他的文筆,在現代自由中國,是不易尋出的一枝筆。而最可欽佩的他對自己一切技能,不但不稍顯露,惟恐藏之不密。我對舍我先生,追隨訂交,至今恰將三十年,中經無數憂患,然而我對他的敬愛久而彌篤。我面對了他,覺得自己過於渺小了。不庸說他經營事業之才,我不及他百分之一;便是談學問寫文章,我也跟不上他。他現在的年力,正如日方中,希望他繼續為其使命而努力。更望自由中國、自由世界,珍重維護這一位獨立的記者。